读报读刊，人同此心，都是怕老套，希望“惟陈言之务去”（韩愈语）。所以，每见有推出社会生活新趋向、新结论的报道，谁都要先睹为快。

　　然而，近来发现也不宜轻下赞语。好几回了，从媒体上看到若干言之凿凿的社会生活新论说，先是见题心动，读完却是难以首肯，盖因那所谓的新论不具备权威性，缺少定量分析，只是一种随意说说而已。

　　最新一例，来自6月见报的《萨思洛：左右脑的纠结和不平衡造就CEO》。记者报道的是，“人的大脑分左右两个不同的半球，企业家也不例外。中国的CEO多半是用左脑工作的，而西方的CEO多数是用右脑工作的。执教于长江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学实践教授萨思洛接受专访时这样说。”萨思洛认为，右脑型管理者表现出来的是创新能力，有远见，善于沟通；而包括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领导者在内的左脑型领导，执行力很强但缺乏耐心，沟通能力和互动性也大打折扣。一边读，我是一边感到有点“悬”的。难道，同样是依据市场规律做经营做企业，中国的CEO跟西方的CEO思维模式竟是截然不同——不知道这位教授缘何得出如此新奇特异的结论？反正报道全文未曾提供任何调查数据。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刊介绍各类观点以供读者活跃思维，终究有益。问题在于，一家之言不宜当作定论。年初，看到有媒体报道《人类智商进化已到极限继续提高就有危险》，言及由英国华威大学的托马斯-希尔斯和瑞士巴塞尔大学的拉尔夫-赫特维格合作撰写的论文指出：“我们投入大量能量提高自身的记忆力、智能和注意力，甚至通过和等药物让自己变得更聪明。然而，变得更聪明似乎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任何用于永久性提高智商的新型药物或者技术都具有潜在危险性。”提出智力增长有极限，期盼“更聪明”的努力将会遭遇“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拦截，都是很辩证的，可以启迪心智的。可是，报道作为定论推出的，即“人类的脑力可能已经进化到极限”，究竟有何依据？却未见报道提供数据上的支撑。

　　阅读缺乏数据支撑的新论，给人以一种不踏实的感觉。有些，会不会是研究者原本拥有调查数据，却遭遇报道者的采访疏漏，抑或编辑者的随意删节呢？那就犹有可说。但是，确有一些，我看只能是媒体同仁自造的“硬伤”。比如曾经读到一则消息“农民工进城后脱离超生情结，愿意接受一孩化”，真是正面新闻，相当鼓舞人。可是细看下来，记者只是走访了某一个建筑工地的五六对夫妇而已，算得上什么规律乎！还有一篇半版长文，提出“谁是最没有幸福感的职场人”，其中的两种人分别是：“高管：职位越高，幸福感越低”，“男性：不会释怀不觉幸福”。需要商榷的是，全文主要引用了一家员工心理援助项目及其总监的观点和材料，却无数据支持，那么所谓的高管和男人是“最没有幸福感的职场人”，这论点就成了随想式议论。须知，为了支撑一个观点，而寻个别的例证，总是容易的。但是，越是调查取样面宽广，结论才越具备客观性。没有准确的定量，就没有可靠的定性。总之，对于尚无定量分析的现象、说法，最好不要用一种发现规律的方式来报道。应说明这只是一处之况、一家之言，聊备一格而已。

　　值得探讨的是，即使若干有关新论说的道报提供了数据，也可能仍存在数据是否充分的问题。如去年底，一家报纸发表综合报道《排行老大收入最高》，报道美国在线招聘网站高级职业顾问迈克?欧文的观点：“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通常在家里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这会延续到他们的职场生涯。中间的孩子往往是和事佬，而最小的则比较有自由精神。”并认定他们彼此的职场收入也因此天差地别：“在家里有兄弟姐妹的职场人士中，排行老大的人挣到六位数年薪、获得高管职位的可能性最大。而排行居中的孩子最有可能做入门级的工作，年薪不足35000美元，而在家中排行最末的最有可能是中层管理人员。”兄弟姐妹的排行顺序跟成年后的职业收入有无相关性，或相关性多大，是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问题在于，一家网站仅仅根据在线名全职职场人士参与了调查”，就率尔宣称找到一个普遍的社会学结论，取样太少、太轻易。凭这么些网上回应数，就推导出拥有适合东西南北、工农商学的大发现，而且是如此具体到多少多少美元差距的大发现，未免随意性大了些。当然，这样的网上调查，我想还是可以披露的，只是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比如，加上个肩题或副题，表明那是海外网站有此一说，就不致让受众误会了。